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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认识宗门的腐败和堕落

   1 宗门会腐败和堕落,令人难以置信

那些难以接受日莲正宗堕落和腐败的事实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对僧侣都深怀敬意,认为他们是正直和崇高之人。一般都相信“僧侣是誓愿献身于严格行学的人。他们在信、行和学方面显然远胜于俗家弟子,应该得到我们充分的尊敬。他们会堕落和腐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正是这样被误导的尊敬,使人未能认识到僧侣也跟凡夫一样,有缺点和欲望。成为僧侣并不会使他们的信心自动增强,行、学也不会因此就更好。既然日莲正宗的僧侣被允许结婚生子、拥有自己的产业、食无禁忌等,他们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他们无须放弃俗家的生活。
大圣人并没有在任何著述中教示僧俗有别。一个人的佛性有多强,能从御本尊那里得到多少功德,并非决定于其地位或智力有多高。日莲大圣人在御书中清楚说明这一点:“‘……可是,圣人所唱题目的功德,跟我们所唱题目的功德会有怎样程度的不同呢?’其实这是没有胜劣之分的,其原因是愚者所持的黄金跟智者所持的黄金,以至愚者所燃点的火跟智者所燃点的火是没有差别的。可是,违背此经的心意来唱诵的话,就会有差别了。”(白话,《覆松野书其一》,别名“十四诽谤抄”)
换言之,大圣人清楚地指出,要摄取御本尊的功德和力量,有赖于一个人正确的信心和修行。这就意味着有正确的信心和修行的俗家弟子,就是日莲大圣人的真正弟子,而且会得到御本尊的功德;反之,即使是僧侣,若是违背大圣人的佛法,则是谤法者,并将得到自身的身口意的果报。

   2 佛典中告诫将有恶僧出现

在佛教史上僧侣谤法的实例比比皆是。在释尊的时代,有邪恶的提婆达多一心想谋害释尊同时造成佛弟子之间不团结。在佛典中有很多关于末法出现邪僧,由于贪婪与傲慢,而谤法和迫害真正的佛法修行者的警言。
日莲大圣人在《立正安国论》中教示:

   “可是,这些法师却已变得谄曲,迷惑人伦……《仁王经》说:‘诸恶比
   丘,多求名利,于国王、太子、王子前,自说破佛法因缘、破国因缘。其
   王不别,信听此语,横作法制,不依佛戒。是为破佛、破国因缘’。
   
   《涅盘经》说:‘菩萨,于恶象等,心无恐怖,于恶知识,生怖畏心,为恶象
   杀,不至三趣,为恶友杀,必至三趣’……

   《法华经》说:‘恶世中比丘,邪智心谄曲,未得谓为得,我慢心充满,
   或有阿练若,纳衣在空闲,自谓行直道,轻贱人间者,贪著利养故,与白
   衣说法,为世所恭敬,如六通罗汉’……

   《涅盘经》说:‘我涅盘后,无量百岁,四道圣人,悉复涅盘,正法灭后,
   于像法中,当有比丘,似像持律,少读诵经,贪嗜饮食,长养其身,虽著
   袈裟,犹如猎师,细视徐行,如猫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罗汉,外视贤善,
   内怀贪嫉,如受哑法,婆罗门等,实非沙门,现沙门像,邪见炽盛,诽谤
   正法。’

   由这些经文来察看世间,确实如经文所说一样,如果不责诚诫恶僧侣又岂
   能成就善事呢?”

在上述的御文中的最后一句中,大圣人教示说,重要的不只是认清这些恶僧,而且还要谴责他们。今天,在佛典中所预言的恶僧已经显现为以日显为首的日莲正宗圣职者们。SGI恪尊日莲大圣人的严格教义而奋起,以阻止他们的恶行。

   3 日本的佛教寺院和僧侣特有的历史发展

显然的,僧侣既不特殊,也不是不会堕落。相反的,在日本的佛教史上,一再显示出僧侣受到一贯的堕落和腐败之风所感染。
以下的历史性观点为了解日莲正宗的堕落和腐败提供了很好的背景。

3.1 强烈依赖财富和权势

佛教自公元6世纪传入日本到12世纪末为止,佛教信仰是以朝廷和贵族为主。与土生的神道相比,佛教被认为无论在精神或文化上都比前者来得深厚。一般平民百姓难以接触到佛法,更别说修行了。
有财有势的贵族支持兴建庙宇以及圣职者的生计。当时的庙宇主要是祈祷国家的太平与繁荣的场所。此外,僧侣主要的角色就是给贵族举行葬礼,以及祈求祖先成佛。
终于在镰仓时代(1185-1333)开始,一般百姓才逐渐信仰佛教,佛教也兴盛起来。可是日本的佛教寺院和圣职者显然有着强烈依赖财富和权势的历史。这种倾向甚至在佛法广泛流传民间之后仍然延续下去,至今依旧很显著。
另一方面,统治者一直都认为宗教是团结民心和对他们加以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就是佛教圣职者和当权者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的互相利用的关系。
不用说,当佛教依靠财富和权势,并受其所控制的时候,其信仰的真正精神便会丧失,同时圣职者的腐败堕落开始渗透进来。日本的佛教历史背景让我们明白到在过去财富权势对日本的佛教圣职者的腐败有着强烈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腐败的根还留存在日莲正宗内,圣职者视追求财富权势和玩乐为出家的目的。

3.2 强行确立上下差别的关系

在江户时代(1603-1868),德川幕府为了控制百姓,不让他们起义,实行一套强硬的上下关系之分的法规,将上至封建领主、武士,下至市民与农民的上下关系详细加以规定、世袭化,并持久地固定下来。在这个制度之下,若有一人反抗法规,连带其所属的组织的所有的人都得负起责任。同时,也创造了各级的权力,彻底贯彻支配和服从的关系。
结果,强烈强调只是一方面,即只是臣下对主君、孩子对父母、年少的对年长的绝对服从的义务。换言之,拥有权力的是强者,而弱者只有承担义务。这样的上下关系的制度和绝对服从也渗透入佛教圣职者,且遗留至今,以致僧侣有不同的等级,而每一级又各有不同的地位、权力和权利。
日莲正宗也难免此不良影响渗透到日莲大圣人佛法的核心。从目前的宗门内的僧侣所透露的,就可明白到这样的上下差别关系的权力体制仍然严格地在宗门内实行。不同层次的权势力量,都在日莲正宗内实行,最高为法主,最低为俗家弟子。
日莲正宗所主张的“僧俗师弟义”跟大圣人的尊敬生命尊严和人人平等的教导背道而驰,它主张僧侣为师匠,俗家为弟子。另外还有“法主绝对论”和“法主信仰论”。
由于有如此根深蒂固的权威的信仰和实践,难怪宗门的僧侣对俗家持着极其蔑视的态度。

3.3 檀家制度

基督教在1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并迅速在人民之间盛行起来,连领主当中也有很多接受洗礼。发誓只对神绝对服从的基督教徒们的存在,对作为封建领主和德川氏想要确立的彻底服从和奠定固定化社会的德川政权而言,形成一大障碍是不难想象的。
1614年,幕府下令所有基督教传教士离开日本,1639年又发布锁国令,截断了海外基督教影响流入日本的途径。在国内,德川幕府设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檀家制度,作为根绝基督教的手段。
所谓檀家制度就是使佛教寺院掌握全民户籍,其中包括出生、死亡、婚姻、职业、旅行、地址等等资料,而且必须保持新资料。每一户人家都必须向一间寺院登记户籍。这一来,檀家制度无意中也保证每一间寺院都有属于自己的大批檀徒(即向寺院登记的俗家弟子)。得到檀徒固定的供养,圣职者们只要有主持丧礼和法事,便能够过着舒适的生活。
此外,结婚、搬迁、旅行等等都得事前得到所属寺院的认可。因此,佛教寺院实际上变成德川幕府的权力行使的机关,被给予权势去处分任何不服从的人。久而久之,圣职者的力量愈来愈大,以至俗家弟子批评圣职者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在每一个佛教宗派里,本山(即总寺)和末寺(即分寺)之间的关系固定不变。每一间寺院的地位和僧侣的阶级是硬性保留和被遵守。各派佛教僧侣被禁止将自己宗派的教义传授给他宗的信徒,即禁止布教、与他宗的信徒进行法论,或建新的寺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圣职者能通过两种途径来宣泄他们的精力。一是致力于钻研教义,一是一头栽入堕落的泥沼里。遗憾的是,更多是选择后者。这就造成一般人都轻视佛教,认为它只是仪式化的宗教,只在举办丧事和祭礼时,才会接触到。有人甚至叫它做“葬礼佛教”。
檀家制度后来被废除了,而且人民也有了信仰的自由,但是在檀家制度盛行的那数百年内所形成的心态仍然支配着今日日本的僧侣。为了保住自己的信徒,僧侣们便大力提倡“依赖性信仰”。他们不鼓励俗家弟子从事佛道修行,于是后者一遇事就到寺院作一大笔的供养,拜托他们为其祈祷。
事实上,为死者起法名、作塔婆供养和举行忌辰法会,每逢中元就叫信徒来寺院扫墓等做法都是旨在收取信徒的供养。在佛典中没有一句有关周忌的记述。为死者念经、起法名,这些习惯并非佛教所有。
这个历史背景让我们对日莲正宗僧侣的堕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檀家制度下所提倡的圣职者的权威主义,以及对俗家的支持和供养的过度依赖性仍旧十分活跃于今日的宗门内。
由于创价学会的创立以及其会员致力于宣弘大圣人的佛法,才有今日1200万会员在128个国家内修行大圣人的佛法的非凡发展。宗门得到俗家弟子的慷慨供养,乐得将艰辛的弘教奋斗留给创价学会和SGI的俗家弟子,自己则终日沉溺于各种玩乐之中,悠闲度日,丧失了信心的精神。
日莲正宗的僧侣拥有跑车和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证,或者在卡拉OK酒廊饮酒作乐,喝得酩酊大醉,忘了自己僧侣的职责和日常的勤行和唱题是司空见惯的事。这种行为频频发生,由俗家弟子报告上来,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宗门觉得事态严重,于是在1990年8月的日本全国教师指导会上,宣布纲纪和自肃规准,要求宗内全体僧侣彻底执行。这是在宗门问题爆发前不久的事。
另一方面,宗门面对俗家弟子提出改变作风的忠告,越发变得傲慢无理,视如此诚意之举为不顺从。

3.4 允许僧侣结婚

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的现代化。明治政府有意立神道为国教,他们想方设法令佛教僧侣全面堕落,以求达到破坏佛教的影响力。例如,明治政府颁布公文,指明佛教僧侣应被容许随心所欲地蓄发、结婚、吃荤等。结果,僧侣们纷纷娶妻成家,过着世俗的生活。像佛教圣职者这样能成家的,日本可说是绝无仅有。
日莲正宗僧侣也开始结婚,沾上尘世的习俗。这一来,他们变得越发为养家、提供舒适的住所、照顾子女的教育和金钱上的需求等事情操心。宗门僧侣对物质和世俗的欲望的追求,以及有家室是促成堕落的主要因素,这是在所难免的。
时间一久,僧侣们培养自己的其中一子,并安排他继承自己的职位竟形成了一种风气。僧侣的地位和继承要职在日莲正宗内往往受到裙带关系所影响。
此外,僧侣的家属即使不是僧侣也好,也自以为身份比俗家弟子高,态度显得傲慢,瞧不起他们。

   4 妒嫉和傲慢

创价学会和SGI的出现使大圣人佛法重获光芒,并且使它得以广泛地在日本以及世界上弘扬开来。这是不争的史实。
创价学会和SGI缔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广宣流布运动。在池田会长的领导之下,大圣人佛法从日本向海外宣弘,不到40年光景,已经深深植根于128个国家和地域。若将各国的不同语言和文化考虑在内,这实在是非同小可的成就。
单就将日莲大圣人的御书准确无误地翻译成多种语文,同时不丧失原有的精神和原意,已经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即便如此,若跟宣弘大圣人的佛法,使大圣人的佛法在人们对日本宗教和团体感到不安和存有误解的社会中被加以接受这艰巨的工作相比,还是来得逊色。然而,处在种种不利的情况之下,不可能的事也达成了。这全都有赖于俗家弟子的奉献与忘我的奋斗得来的,尤其特别是池田大作SGI会长。
池田会长在以日莲大圣人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教义为基准所领导推动的和平、文化与教育运动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受到表彰,至今已获得世界各地所颁发的95个名誉公民和58个名誉博士荣衔,以及236项特别奖状章。
此外,各国的SGI组织也因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许多奖章和表扬。这些奖章和认可清楚地反映出SGI会员和池田SGI会长通过努力不懈和慈悲的修行及贡献,而赢得社会的深深信赖和尊敬。
跟俗家在推动广宣流布方面所取得的大成就相比的话,宗门的成就完全微不足道。当我们考虑到宗门的圣职者对僧侣在上俗家在下的差别所持有的强烈信念时,就不难明白宗门何以会如此妒嫉俗家弟子,对他们是既傲慢又蔑视。

   5 态度傲慢且对多样化和迅速变迁的世界缺乏敏感度

隔离在自己舒适的世界里,日莲正宗的圣职者失去了与外面迅速变迁、文化与习俗多样化的世界的接触,这就是尽管世界民主和人权运动日渐壮大,宗门却始终无法了解和接受僧俗平等的原因之一。
他们傲慢地执着于自己保守的作风和思想,不理人们的文化和习俗,有时甚至无视和触犯法律。
这种麻木和傲慢专制的态度也是何以日莲正宗的僧侣成了许多非法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焦点。其中一些例子如下:

1 日莲正宗在韩国将非法所建的寺院伪装成一所福利设施之事被揭穿之后,引起当地居民的抗议,韩国当局最后全面取消宗门的变更用途为宗教设施。

2 富士宫警署以大石寺墓园内非法设置约1350座墓地而提控日莲正宗。

3 总本山大石寺和许多末寺的僧侣被发现不法扔弃大量已故学会员的遗骨。

4 3名宗门僧侣因在韩国违反“外为法”而被判有罪。他们是为了建寺院而非法携带巨款入境。

5 经过6年半的官司,巴西的一个法庭判日莲正宗企图非法占据一座属于巴西SGI会员们的建筑。日莲正宗的僧侣和他们的信徒被逐出该建筑。

6 3名日莲正宗僧侣作为先遣队到非洲的加纳筹备寺院开幕时,遭到当地警方盘问一小时。盘问是因当地媒体对日莲正宗在日本和其他国家所进行的可疑活动作了许多负面的报道而起。由于这个演变,日显取消了访问加纳的计划。

7 日莲正宗僧侣,也是日显的高徒的后藤信和涉嫌与两名14岁的少女发生关系。他向警方认罪。后来后藤再度被控强奸一名16岁的少女。

8 阿根廷的宗教事务部基于以下两个理由,禁止日莲正宗在阿根廷的一切宗教活动:

a) 驻在阿根廷的日莲正宗僧侣在其当地的机关报上刊登说话,指诺贝尔得奖人特丽莎修女是将人引入地狱的魔。这番话被当地的媒体广泛报道,进而演变为一个社会问题。
b) 日莲正宗在未经有关当局允许之下,在当地设置布教所。

9 法华讲员(日莲正宗信徒)在东京地方法庭告一名日莲正宗僧侣欺骗。该名僧侣曾答应若他能捐献300万日园,便委任他为干事,可是事后却失信,这名法华讲员于是向警方报案。
10 日莲正宗僧侣在加纳触犯当地法律的事情在《加纳时报》上被大肆报道。加纳首都阿克拉的法庭判决一个根源于日本的叫做日莲正宗的佛教宗派之寺院所在之土地为Beatrice Oyoe Quatey太太所拥有。法庭也谕令辩方永远不得与那块土或土地的任何一部分有任何关系。法庭谕令辩方赔偿100万塞迪(货币单位)给Beatrice Oyoe Quatey太太,作为非法侵入她的土地。此外也得付150万塞迪的损失。法庭说辩方也承认当他们在开发那块土地时,Beatrice Oyoe Quatey太太曾因他们非法侵入她的土地而阻止他们这样做,可是他们置之不理,于是这件事便被呈交给Amasaman地方立法机构处理。